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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沙石的《曾經的音樂》:擺蕩人生的精神之
    來源:收獲(微信公眾號) | 畢光明  2022年03月29日08:31

    美國華文作家沙石,以擅寫生活與人性中的荒誕與荒唐著稱,他的小說“寫作筆法相當純熟、創作風格獨樹一幟,視角遼闊而且思考深邃”,“具有極高專業水準”(張惠雯語)。作為新移民小說家,沙石的小說創作在新世紀才開始產生影響,有作品登上中國小說排行榜,長篇小說《情徒》和中短篇小說集《玻璃房子》,以題材的新異、思考的深刻和風格的獨特引起關注,獲得好評,海外華文文學最重要的評論家陳瑞琳說他在藝術風格上“獨創了當代海外最具有荒誕氣息和黑色幽默氣質的移民諷喻小說?!毙陆l表于2021年第6期《收獲》的短篇《曾經的音樂》,既體現了沙石一貫的創作風格,文字間不乏調侃與戲弄,又多了一些新的藝術質素,情緒表達更富有張力,較之前期的短篇,意味更為雋永。

    《曾經的音樂》是基于作者的真實經歷創作的小說,寫“我”與同班同學張一禾因愛好音樂而發生的人生糾葛,著重刻畫了“音樂狂人”張一禾的執著性格?!拔摇迸c張一禾,與其說因兒時同學而結緣,不如說對音樂的共同愛好使他倆在走過不同的人生道路后,到了中老年仍然以奇遇的方式發生精神的共振。小學同班是他倆人生軌跡的共同起點,盡管“我”家庭貧困,十二三歲時“最大心愿就是穿一雙白回力”卻無法如愿,而張一禾是富家子弟,他的父親是大學教英文的名教授,母親曾是闊人家的小姐,他不僅可以穿回力鞋,還擁有一把意大利的虎紋小提琴,家里還有留聲機放音樂唱片。然而出身上的差距,并不能阻止他倆對美與音樂的共同追求。在音樂課堂上,新來的音樂女教師的美使他倆一反常態(一個從一向不安分變成了一個聽話的乖孩子,一個想了些鬼點子在課堂上引起女老師的注意),以不同的方式流露出愛美的無意識。作為無意識的轉移與升華,愛好音樂讓他倆建立起了琴師與知音的相互依賴的關系,盡管拉琴與聽琴的施受雙方存在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后者不得不受制于前者(聽想聽的曲子要給錢,不聽不想聽的曲子也要給錢),受了委屈而心生不滿與忌恨。更為重要的是,發生于文化禁錮時代的甲殼蟲音樂的精神事件,強化了他倆的人生關聯,不管人生如何擺蕩起落,對甲殼蟲音樂的追尋伴隨了他倆幾十年的時光,無論隔了多久,生命和生存的樂章還是要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發出交響。

    小說以甲殼蟲音樂作為事件性的紐結,使小說以藝術美為中介,將歷史感與人生感融而為一?!拔摇迸c同班同學張一禾的糾葛因甲殼蟲音樂而產生,并戲劇性地對甲殼蟲音樂發生濃烈興趣,后來各自在自己的人生旅程中不倦地探尋,直至在甲殼蟲音樂的故鄉意外相逢。甲殼蟲音樂是搖滾樂的代表。搖滾樂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盛行于60年代的英美,它吸收了美國萊塞姆和布魯斯以及西部鄉村音樂的內容融合而成,具有很強的節奏感,通俗易懂,具有反文化、反傳統的色彩,深受青少年一代的喜愛。這一新的流行音樂產生于東西方冷戰的歷史背景,在當時的美國,來自國際形勢和成年人的壓力,使青少年感到前途渺茫,內心十分苦悶,搖滾樂的出現終于讓他們的青春期的叛逆情緒有了宣泄的方式。于是,這一大眾化的音樂,旋風般的從美國掃到英國,60年代又從英國掃回美國,成為20世紀重要的精神文化現象之一。搖滾樂的主要代表,有著名的“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歌手兼詩人鮑勃·迪倫、甲殼蟲樂隊以及滾石樂隊等,其中甲殼蟲樂隊影響最廣。這篇小說所寫的“曾經的音樂”就是甲殼蟲樂隊的搖滾樂。

    甲殼蟲樂隊由四位來自英國利物浦的小伙子組成,他們是約翰·列依、保羅·麥卡特尼、喬治·哈里森、林戈·斯塔。這四人都出身于利物浦的工人家庭,清一色的平民,“街頭頑童”。他們以不加掩飾的貧民本色和具有反叛特點的外形——長發、粗布衣衫、球鞋,與廣大歌迷之間建立了一種率真的、同時代人心心相映的聯系。他們的搖滾樂“洋溢著清純熱烈的愛情,無憂無慮的幻想,青春期極端的誓言、童心,逃避現實的堅定性”,演出時情緒飽滿,興高采烈,臺風大膽,嗓音自然,鼓樂震人心弦,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征服了青少年聽(觀)眾。1963年在英國各地巡回演出引起空前轟動,1964年“入侵美國”,整個美國都掀起了對“甲殼蟲”樂隊的狂熱,成為當時美國最轟動的事件。他們對世界的沖擊,被稱為“甲殼蟲浪潮”。然而,由于中西方冷戰造成的隔絕和意識形態上的敵對,70年代的中國大眾無法聽到甲殼蟲音樂,奇怪的是報紙上卻出現了批判甲殼蟲音樂的文章。小說的故事就發生于這一歷史背景,“我”和他的同學,就是在這樣的“機緣”里遭遇了甲殼蟲音樂,對它的名稱感到好奇,又為批判無人聽過的音樂產生疑慮,以至“一時間同學中間掀起了一個探討甲殼蟲樂隊的熱潮”。批判的效果與發動批判的目的相反(批判誰也沒聽過的西方音樂,反而引起孩子們的好奇與向往),具有諷刺性,但也說明了“我”和張一禾這代人成長于一個精神生活匱乏的時代,主人公后來的追尋是一種彌補性的精神長旅。這是小說成長書寫的歷史感所在,它增強了小說拷問歷史的力量。

    小說以一代人與興起并流行于西方的搖滾樂的關系作為故事的主線,不僅拉長了敘述對象的時間跨度,也顯現出不同生存/文化空間里的歷史時間差。在20世紀里,甲殼蟲音樂50年代就興起,60年代席卷歐美,而“我”和張一禾們在70年代還沒聽過這一為國外青少年所狂熱喜愛的流行音樂,只是從報紙的批判中得知它的名字,望文生義地對其進行猜測,因而發生了李代桃僵的聽樂事件——一天張一禾神秘地帶大家去他家聽了“甲殼蟲音樂”,使大家心靈受到震撼并產生共鳴,我的音樂藝術感覺更是得以蘇醒,但是在閉關的大門打開后的80年代,“我”從中央樂團演奏的電視實況轉播中發現張一禾給大家聽的,并不是甲殼蟲音樂而是貝多芬的第三交響曲即《英雄交響曲》,恍然大悟于被張一禾的忽悠了,不由感到憤怒和委屈。然而在故事的講述里,敘述者和讀者都無法確定張一禾到底是主觀故意地欺騙大家還是連他自己也蒙在鼓里,唯其如此,這件事情更有豐富的意味,它既凸顯了文化封鎖的荒唐,也證明了經典的力量,還說明了聽音樂所代表的審美需求是人的本性?!拔摇焙髞淼絿獯蚱?,終于有機會聽到甲殼蟲音樂,疲憊的心靈得到慰藉,作為“甲殼蟲”的崇拜者,漂洋過海也要完成瞻仰甲殼蟲音樂故鄉的心愿;而張一禾這位音樂狂人后來成功轉身,開了公司,成了董事長,賺了數不清的錢,全家移民海外,仍然沒有改變對甲殼蟲音樂的崇拜,向甲殼蟲樂隊故事博物館捐出巨款,在人生落敗之后就在博物館前當了一名流浪漢,拉琴為生,把甲殼蟲音樂的故鄉當作人生的歸宿地……都表明歷史時間差可以改變人生的軌跡,但不能改變人作為精神性的存在這一本質。在小說題目里,就隱含著這樣的意義。

    “曾經的”這個定語,提示了“我”與張一禾的故事發生在歷史時間里,它也意味著在過去的時間里,音樂也是人生經歷的內容之一(所以“在大半的人生旅程中我都在探尋甲殼蟲音樂”),沒有它,人生就不完整?!对浀囊魳贰纷钪饕膬r值,就是揭示了藝術之于人生的意義,沒有藝術,人生就等于沒有被體味,人生的感受就沒有被表達,而表達就像人干活累了要喘氣一樣自然和不可不被允許。所以,這篇小說的藝術魅力在于它富有濃郁的人生感,而這種人生感是借普通、不加掩飾、貼近大眾生活的搖滾樂來表達的,而搖滾樂最大特點就是能夠表達人的喜怒哀樂?!拔摇币泼衩绹螽敯徇\工期間,終于在舊金山的一個輕搖滾酒吧里認識了甲殼蟲音樂,小說描寫了他與甲殼蟲音樂真正相遇的經過:“一天收工后,我穿著骯臟的工作服,拖著疲憊的身子往家走。路過一家酒吧,從里邊傳來一陣歌聲,深沉而又緩慢,我忍不住駐足傾聽。其實,吸引我的不是優美的節奏,也不是動聽的旋律,它帶給我更多的是一種的蒼涼。那正是我當時的境遇:潦倒、窮困、孤獨、思鄉。難言的傷感涌上心頭。不知不覺中,我已淚流滿面。一段音樂讓我如此動情,可見它的感染力?!睆拇怂闪诉@個酒吧的???,“疲勞的時候,孤獨的時候,想跳樓自殺的時候,我都會來到這里,點上一杯略苦略澀的葡萄酒,一邊喝一邊聽那些打動了億萬人心的歌聲?!敝魅斯母惺芎托≌f想要傳達給我們的,是甲殼蟲音樂這一藝術形式所具有的體察甚至認證人生的功能:“這些歌總是在悲傷的時候讓我看到光明,在高興得忘乎所以的時候讓我冷靜?!@些歌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像我的朋友,像我的兄弟,像我的情人。那些充滿詩意的歌詞帶著些許神秘,是那么耐人尋味,而時常甜美時??酀那啻簮矍?,夾雜著失落和對生活的無奈。這不就是人生?”這是作者以前的小說里并不多見的抒情性表達。這樣的表達,把音樂所代表的藝術是人的精神本體、也可以說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只有藝術才能讓人詩意地棲居這一存在之理充分地揭示了出來。它回答了“我”與張一禾為什么一生都與甲殼蟲音樂糾纏,為什么雖然各自走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終有一日還是在甲殼蟲音樂的故鄉重逢——利物浦不啻愛樂人的精神故鄉。作品里重點引述了甲殼蟲音樂的名作《昨天》,說《昨天》唱出了他的心聲。什么是他的心聲?當然是愛的失落帶來的痛苦。說明人生不能無愛(廣義的),而音樂藝術能夠表達需要愛的這一人的深層訴求。這也是這篇小說的主題,它意在說明,人作為精神性的存在離不開藝術,而藝術美的真諦是以愛的需求為內核的人生感的表達。

    一篇以音樂為題的小說,不可能在敘事中一點也不運用音樂的表現手法?!对浀囊魳贰穱@音樂與生活歷程的關系這一主題,用對位的方法譜寫了“我”與張一禾的人生樂章。在這一樂章里,“我”的人生感與張一禾的性格這兩個旋律以甲殼蟲音樂為貫穿線組成對位結構,以空間上的關聯與變化在時間里推進,產生復調效果。小說的所敘之事,時間跨度是四十幾年,事序的起點是兒時,兩個家境不同的少年因為有無回力鞋而呈現物質上的反差,但在精神上由于受到女教師的美的沖擊而取得一致——從喜歡體育課轉向喜歡音樂課??墒秦毟坏牟町?,使得擁有小提琴的音樂天才張一禾產生優越感,在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中處于施的一方,使我遭受委屈與盤剝,但藝術美的力量從中顯現——甲殼蟲音樂讓他倆成為同好。在張一禾家里聽“甲殼蟲音樂”強化了音樂愛好但蒙受了“欺騙”是旋律行進的一個小高潮,也為下一個空間里假冒一事的敗露埋下了伏筆。在1986年這一作為轉捩點的敘事空間里,在場的只有“我”,他在電視上聽到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才察覺當初受騙,但是由于“我”的憤怒是指向張一禾的(盡管或許出于錯怪),因此,一明一暗的旋律還是處在對位結構之中。作為故事的高潮的意外重逢事件,發生在利物浦的甲殼蟲博物館這個引導性的空間?!拔摇痹诩磳⒔Y束朝拜之際,從博物館墻上列出的捐款大戶里赫然看到了張一禾的名字和他發福后的照片,得以重新認識了這位自詡為音樂天才的老同學,改變了對富人和金錢的偏見。更出乎意料的一幕,是“我”走出博物館后,走到一個街口為身后傳來的他所熟悉的帶有過多的顫音和摻雜著鐵絲聲的琴聲所吸引,轉過身來從拉琴的流浪漢里認出了不知歷經了怎樣的肥皂劇而已然淪落的張一禾。后者不肯相認,“我”能做的是把囊中所有都投進了這個曾經的音樂狂人的接錢的鐵罐,在這一刻,兩人的權力關系發生了翻轉——“我”變成了施者。當我把張一禾拉的甲殼蟲樂隊的另一代表作《順其自然》留在身后離去時,“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張一禾演奏的樂曲突然開始轉調,由《順其自然》變成了《新疆之春》,前者充滿了憂傷,后者是滿滿的歡快,二者之間的轉變沒有過渡,生甲,且又唐突?!倍缎陆骸肥菑堃缓坍斈昀米詈?、當初作為粉絲的“我”最喜歡聽的一支曲子。張一禾用這樣溫暖的方式送別了他不肯相認的老同學,給兩位音樂發燒友人生樂章的演奏留下裊裊余音,令讀者無比感動。對位手法,使小說的結構呈橫倒的沙漏型,張一禾與“我”權力關系的倒置,正反映了人生處在擺蕩之中,變幻莫測?!皵[蕩”是搖滾樂的定義,但它不只是音樂演唱中歌手的身體動作,也是音樂內容所表現的一種人生狀態。張一禾人生經歷了大起大落,而“我”在故事里也有“中國——美國——英國”的大幅度空間性位移,均證明人生并不能得到穩定的安頓,在生活的漩渦中誰都不由自主,并且無論怎樣的生活也都不會使人得到滿足(如同叔本華所說人生等于永遠的欠缺),而能使人生感得以抒發的以音樂為代表的藝術美,或許隱藏著存在的信息而值得人畢生去追尋,因為它是生命以精神的方式去自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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