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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生活的砥礪與饋贈 ——從小說《易地記》到電影《安家》創作談
    來源:解放軍報 | 沈洋  2022年03月29日08:37

    電影《安家》誕生,純屬偶然。

    2018年,一次喝茶聊天,一位做主編的朋友像發現新大陸一樣興奮,要我寫一個扶貧題材的小說,原因是,我既是寫作者,又是扶貧攻堅的參與者,見證者。當時猶豫,因公務繁忙,不想分心,只想好好工作。說來別人不信,那幾年我工作很忙,每天晚上十二點多睡覺,凌晨四五點鐘起床,進辦公樓時,盡管輕腳輕手,還是時常把保安給弄醒,即使這樣,還是感覺時間不夠用。

    想想為什么會這么忙,原因還是扶貧。那時,早上天不亮就進辦公室,是為了做完案頭的公文處理工作,上午九點以后,就直奔鄉里,走訪貧困戶、與群眾拉拉家常、解決一些群眾急難愁盼的問題??傊?,哪家人羊共居,哪家土坯房未拆,哪家的水管不通,哪家修房子路被堵上,都是我所要關心的常事。在這樣的景況下,自然是無暇顧及自己的老本行小說創作了。

    但想想,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寫作者,用手中的筆來記錄扶貧攻堅這場偉大的“戰斗”,本身就是一個文藝工作者的本份。再有主編朋友的熱切期盼,我想,不寫是說不過去了。

    小說是虛構的藝術。我以往寫小說,是很少做采訪的,我自信自己從小在農村長大,最熟悉村里大叔大嬸們的腔調,也最了解村里的長三短四、鍋碗瓢盆,自己從出生就泡在火熱的現實生活里,似乎提筆就是故事。但是這一次寫易地扶貧搬遷,我不敢大意,精準扶貧,貴在精準,扶貧對象要精準,扶貧措施要精準,寫扶貧題材的小說,為新時代的干部群眾畫像,更要精準,因為這有著存史資政的深遠意義。于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專門到昭通市昭陽區第一個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小區幸福馨居走訪易遷群眾。我還專門到安置我故鄉大山包鎮易遷群眾的虹橋和紅路兩個安置小區采訪,與群眾座談。

    在采訪中,故事里的三個主角原型進入了我的視野,一個是當地群眾一直叫她趙姑媽、時任灑漁鎮副鎮長的趙聲躍(趙衛國原型),她被灑漁鎮派到幸福馨居專門做鎮里搬來幸福馨居易遷群眾的安置穩定工作,這是一個對扶貧工作極其負責的同志,辦法多、行動快,每天起早貪黑,不厭其煩,走家串戶,一心牽掛著群眾冷暖,對易遷群眾充滿感情。一位是趙聲躍從小幫扶的女孩肖遠艷(肖潔原型),一直跟著趙聲躍做志愿者,擔任虹橋新居移民工作站站長,天天為易遷群眾的吃喝拉撒和就業、上學、就醫等操碎了心的九零后社區干部。一位是搬遷前在外省打工摔傷了腿,在家自抱自棄,牢騷滿腹,喪失生活斗志和信心的中年男人李有亮(李有光原型),后來在趙姑媽等扶貧干部的關心下搬入幸福馨居,成為了一名志愿者,重新燃起了對生活的信心。

    從這三個真實原型人物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基層扶貧干部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初心和樸素的為民情懷;感受到了作為青年一代社區干部陽光的心態、無私的奉獻和強烈的擔當意識;感受到了貧困群眾對黨的期盼,從行動到思想的深刻轉變,新時代新型農民呼之欲出。正是從他們鮮活生動的人物身上,我謀生了原始的創作沖動,我想我的創作不能概念化、臉譜化,更不能大而空,不能喊口號,我得用我的筆觸,去刻畫真實的、樸素的、有血有肉的新時代基層干部群眾的鮮活形象。更重要的是,要深挖發掘出這些小人物身上閃耀的光芒,從他們的言談舉止間釋放出更多的溫暖和感動。更為重要的,我的小說不僅要正面直擊整個易地搬遷的艱難歷程,寫出易遷群眾在搬與不搬之間的思想激蕩和猶豫,寫出他們心中的焦慮與彷徨,期許與熱盼,更要挖掘易遷群眾從生存狀態、行為習慣到思想意識的艱難蛻變,呈現他們身上的人性之光。唯有這樣,我想這個作品才會有真正映照時代的意義。

    為捕捉那些感動人心的瞬間和細節,把劇本寫得更扎實,我又與合作編劇一道,走訪了昭通市9個萬人以上的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走家串戶,采訪200余人,去了解易遷群眾搬遷后的真實生活,了解他們在搬遷過程中的痛點和堵點。與社區干部一起座談,聽他們講述在易地扶貧搬遷過程中遇到的麻煩事、感人事。在走訪過程中,每一位群眾、每一個干部,都給我們分享了很多只有走進這個群體才能聽得到的好故事、好細節。在這眾多的素材中,進行取舍。

    本來,劇本初稿的走向主要寫易地搬遷之后的故事,也就是易遷群眾住進新小區之后那些雞零狗碎的事,以及關注易遷群眾在新小區面臨的種種困惑。但金琛導演在看了原著小說《易地記》之后,覺得很打動他,他又把小說發給主演娜仁花老師,娜老師看后也覺得小說讓她深深感動。導演和主演對于小說原著的感動,促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電影《安家》,故事的走向和主要的人物回到了原著小說的創意,讓電影盡量忠實于原著。首映式上,好些觀眾都說自己幾次感動落淚,感動于基層干部的擔當與大愛,感動于貧困群眾的樸素與可愛。如此看來,導演金琛對劇本的定位調整,是一個十分正確的決策。

    電影《安家》以我出生的小村莊大山包為背景,我們村里就有20來戶人家搬遷到了昭通城郊的虹橋和紅路兩個安置區,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有我的鄉鄰,我的親戚,雖然我12歲就離開了那個生我養我的村莊,后來出生的很多小孩我都不認識他們,但一想到他們和我曾同飲一井水,同趟一條河,同住一個村,我就感覺無比親切。把他們的故事寫進小說,搬上銀幕,自然也是我一直以來的一個夢想。因此在選外景的時候,我也把老家的村莊大山包推薦給了劇組。但沒有想到,美術師堪景后覺得不滿意,否定了在大山包拍攝的方案。但由于云南昭通脫貧攻堅成效顯著,要找一些爛房子和破敗的村莊拍戲,還真是難上加難,美術師輾轉幾天都無果而終。開機臨近,當美術師在其他地方選了幾處外景皆不滿意之后,我又陪同緊急趕往昭通的金琛導演來到大山包村,我帶導演從村莊的下面、后面、高處、矮處立體式打量大山包這個原生態的村莊。終于,村子里那些用燕麥草或竹秧蓋頂、房頂長草和莊稼的土坯房,村子里走過的那些頂紅頭巾的女人高原紅的臉龐,迎著晨曦出廄的牛馬羊群,那房頂上的裊裊炊煙、純凈的藍天白云,讓金琛導演眼前一亮。但是金導說,光是大山包這個村莊還不夠,我又帶他一路向西北下山,看了曾家溝、龍家營、豹子丫口、大河邊、小河邊幾個村莊,最終,村民酒漢李有光家和累馬寨村口場景選定了豹子丫口這個外人很少踏足的村莊。

    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大山包拍攝電影《安家》,可謂困難重重,剛開機就遇上連綿陰雨,濕滑的土路讓主演娜仁花老師乘坐的小車差一點翻下了陡坎,拍戲的發電車等大型設備根本無法進場,我又趕緊請求大山包鎮領導幫助協調,調動施工機械鋪砂面石,修復路面。正好那幾天是供電部門提前定好的斷電檢修時間,停電、通信中斷導致無法拍攝,我又緊急向昭陽區委、區政府領導匯報,及時協調供電部門開發電車保電拍戲、取暖。主演娜仁花老師高原反應特明顯,常常喘不過氣來,也是劇組一直擔心的問題。大山包氣候寒冷,劇組冒著嚴寒堅持在山上拍戲,需要極大的韌性和堅守,才能完成這樣一部戲的拍攝,十分不易。因此,我特別感謝制片人陳乾倫和劇組所有的老師們,沒有這樣一群對電影藝術孜孜以求的人的執著與堅持,就沒有今天的《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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